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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位于芝加哥的住址时无人收件，如果我有大哥的联系方式，希望我将讣告代为转达。大哥和父亲的关系最差，但我觉得他应该得知父亲的死讯，至少还有一点微薄的遗产需要继承，这是他应得的一份。

    我花了一段时间，辗转取得了大哥的联系方式，当晚就打电话去通知父亲的死讯。在电话那一头，他哭了起来，我从来没有听见大哥像这样哭过，抽噎的声音像极了狗叫。我尝试着安慰他，不知怎么竟然笑出声来，尽管因为不合时宜而感到强烈的羞耻，笑声却已从门缝里溢出去，流向好几公里外的内河，流进那个我们捞起尸体的晚上。我的鼻尖现在还留着在警局里喝到那杯带有抹布臭味的咖啡的味道，有个人拍拍我的肩膀，低声说：走吧，去看一看她。

    不知何时，电话已经挂断了，我还紧紧抓着听筒，眼泪不断落下，在桌上积成小小的一滩。我一直坚信人是独立的，或者说，相互孤立。如果事实并非如此，我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？然而有些东西永远地失去了，尽管不是让人怀念的。

    我和大哥没有见面，但他不久就给我写了信，信上没有提到那天电话里他的哭或者我莫名的大笑，我们的情绪从来都不重要。他了解到父亲的具体情况，认为我也需要知道。读完信之后，我又一次感到了那种命中注定的荒谬。

    在我家，透过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港口那边的公寓，水手们不住在那里，却经常上那里去。当我上了大学，谈到这件小事的时候，我的那些同学总会揶揄地笑起来。是的，我想也是这样。附近的人都很穷，不是